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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王伯敏与民间剪纸艺术的俯拾与仰取 ——再析《中国民间剪纸史》艺术视野的广度和深度 / 王来阳

作者:王来阳添加时间:2018/12/14

王伯敏
 
       王伯敏别名柏闽,笔名田宿蘩,斋号半唐斋。男,浙江台州人,1924年11月生,中国著名美术史论家、画家。 1947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赴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研究班深造,既是徐悲鸿的研究生,又是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弟子。
 
       王伯敏是中国美术史界的优秀代表,也是中国美术史这门学科的杰出带头人。他以独具的慧眼,极高的悟性,超前的创见,开拓性地编著了《中国绘画史》、《中国版画史》、《中国美术通史》、《中国民间剪纸史》、《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中国绘画通史》、《中国画构图》、《唐画诗中看》、《古肖形印臆释》、《水墨画纵横谈》、《柏闽诗选》、《黄宾虹画语录》等四十多种专著,壹千多万字,在国内外出版。还有二百多篇论文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并出《王伯敏美术文选》。

图1~4 /《中国民间剪纸史》封面与部分内容截取/王伯敏
 
       王伯敏先生一生的重大著述主要是以中国传统绘画研究为核心内容。但是2006年《中国民间剪纸史》的出版(图1、图2、图3、图4),却成为了他众多著述中较为独特而略显异类的组成部分。时历10载,仔细拜读,我们从王老当年在书写这部宏篇巨著的字里行间中,就已体会到他在其中预示到的剪纸民间文化和地域文化价值的复现,在倡导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定会昭显出重大而迫切的学术和社会意义。
       《中国民间剪纸史》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部以剪纸发展为专题研究的艺术史著作。在这一著作中,王老对剪纸发展的历史溯源、剪纸的历代著录、剪纸的出土、近现代的剪纸脉络、各地代表性艺术家以及剪纸的文化使命和相关辅助领域,都做出了一个艺术史巨擎特有的审视、判断、研究和论证。其中所涉及的内容无论是主题涵盖的广泛性,还是资料论举的丰富性,以及史学研究的系统性和专业探究的独特性,均堪称是“前无古人”的破荒之举。
       建构一部艺术史,特别是像剪纸这样的艺术史,如果只是类似往常艺术史以作品为中心的学术梳理和建构,是绝不能体现所研究的艺术形态的社会性、功能性以及文化性等艺术本体之外的多项功能和价值的。因此,我们今天再次重审这一巨著,不仅仅是对于其中详实资料的学习和尊崇,更为重要的是需细心品悟王老对剪纸这一专题研究的艺术观念和学术思维。
       对剪纸艺术的史脉研究,技艺研究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探究和挖掘剪纸艺术的文化性、民俗性、地域性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文价值、生活价值、独属价值。对这一点,从《中国民间剪纸史》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而明确地感受到王老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阐述。
       从个人学术研究的视野和思维来看,王伯敏先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传统绘画领域,而中国传统绘画更多的是指向传统艺术精神维度的较高层次;但剪纸艺术却因它的材料、技巧以及应用和创作群体等诸多原因,一直以来将其定位于民间性和低端性,未将剪纸列入可登大雅之堂之列。但其所固有的根土性和公共性以及日常性、生活性,却随时代的变迁,呈现出其它传统“高雅”类艺术形态所没有的优势和特质。对这一点,王伯敏先生在这一著作起始,就及早地将其进行了睿智而极富前瞻性的预见与审思。他把剪纸艺术与中国特有的农耕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以广泛性之最、地域鲜明性之最和造型特征强烈之最来归纳剪纸的根本特性,将之提升到与中国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层面来论述,这一选择体现出了深谙中国传统艺术内涵与意蕴的学者的新的关怀和思虑 。
 
左图:图5 /《姜娃拉马梅香骑》/ 库淑兰 / 陕西     右上图:图6 /《黄河人家》/ 高凤莲 / 陕西    右下图:图7 /《出海》/ 林桃 / 福建
 
       技术文明与人类的审美观念提升并未同步前行。但颇有意味的是技术文明的不断提升和深化,却暴露出了我们审美水准的诸多缺陷和不足。基于此,王伯敏先生将剪纸艺术的研究定位在 “民间”性维度首先着手探讨,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位以“文人”绘画研究为主的史论巨擎带给我们后人的一种审慎的思考起点。他说:“剪纸根植于民间。”但这种“民间”绝非低端,而是区别于诸多传统绘画类意义“高雅”的相对语。因为这种“民间”具备十足的“土味”(图5、图6、图7),而这种“土味”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无规则、无准则的时代所最应依赖的根性味道,这种“土味”会引导让我们重新回归我们的自身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会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来自异域的“非我”的艺术之律和观念带给我们的变化和某种顺从,会让我们再次从被外来他律束缚的飘摇状态,重重地落到并扎根到本属于自己的土壤中,重新获取久违的营养和归宿,也许,只有扎根于可以自我自由呼吸的地域中,才可以根深叶茂,方能吸纳八面之风,否则,也只能随风而荡了。
       对这一点,王伯敏先生在全文的构建中保持了高度的警觉意识。他有三个词,极其恰当地把这种理解生动的描述出来:有用、不贵、可贵。剪纸是“有用” 的,说明了它的不可或缺性 ;剪纸是 “不贵”的,说明了它的材料简易性;剪纸是“可贵”的,说明了它的人文精神性。
       在倡导文化复兴的时代需求下,我们应当秉承王老所提及的  “可贵”观念,从剪纸艺术的本源探索,找寻这一最为根性的文化载体的发展之道。
 
图8 / 六边形对马剪纸/北朝/新疆吐鲁番出土     图9 / 团花纹剪纸/北朝/新疆吐鲁番出土
 
       但让我们经常感到乏力的是,剪纸艺术因长久遭受的民间性和低端性偏见,如何能相对完善地梳理和建构其引人重视的历史脉络,已经让当下之人感到十分困难。但面对这一困难,王伯敏先生却以他平生所积累的深厚的“人文”艺术视野,以极为宽广的学术理念和学科系统构建之宏力,为我们在纷繁且冗杂的剪纸资料面前,开辟出了这一专题史可深化研究的巨著,应当说,此功价值绝非诸多赞誉之词所能消解。它将为中国自古以来所形成的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剪纸文化观念和艺术审美观,将伴以新的当代视觉体感和感知回归,呈现出更为珍贵的人文价值重塑和准则判断(图8、图9)。
       基于此,我们便有十分的理由承袭王老所辟之径,唯不断前行,方有所获。
 

图10 / 岩画 / 广西宁明县花山
 
上图:图11 /朱然墓出土的汉代漆画 / 安徽省马鞍山    左下图:图12 /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石器 / 陕西扶风    右下图:图13 /汉代玉器
 
 
左图、中图:图14 /《侠女开弓》/ 熏样/晚清/陕西乾县     右图:图15 /《关羽·张飞》/ 熏样/晚清/陕西乾县
 
       王伯敏先生在《中国民间剪纸史》中,把对剪纸艺术的创作观念研究,也就是剪纸的本体研究,作为资料衡量的内在主旨。如何做好剪纸,关键是如何建构剪纸艺术的造型观念。王老从艺术造型基因和文化学两个层面上,对剪纸艺术的造型观进行了梳理。他牢牢把握的一点是,一定要从农耕文化的本源角度上,来理解和看待剪纸的视觉形态之成因。所以,原始社会的石器、陶器、岩画的纹饰艺术形态(图10);两汉之前的诸多“百工”技艺,如漆绘、骨雕、石器、玉器、金箔、画像石之雕镂艺术形态(图11-图14),都为剪纸艺术的产生在造型观念和形态手法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和铺垫。
       对于剪纸的材料和技艺研究,王伯敏先生特别侧重了对于纸张的考察,进行了令后人信服的论证。其中,最为我们可以称颂的是,他明确了剪纸艺术和纸张材料的特有溯源关系,明确了剪纸产生时代为汉代,这一论断为我们对剪纸作品的历史研究奠定了明确的坐标。剪纸的“纸”材料作为剪纸的承载物质材料,成为了日后剪纸艺术形态特征的关键考析依据;同时,也为剪纸艺术独立形态的出现确立了明晰的判断依据(图15)。
 
图16 /《聚宝盆》/ 清代 / 浙江兰溪     图17 /《太阳·月亮》/清末/山西静乐
 
       对于剪纸艺术表现形态以及技巧和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是《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史》著作中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对于剪纸艺术和地域文化的特质关系,王老立足于剪纸的内涵和作用,从区域到省份,从流派到风格,从业态到应用,从日常到节庆,甚至对剪纸的推广活动和组织机构,都进行了独成体系的资源梳理和阐述(图16、图17)。
       因剪纸的应用广泛性是巨大而普遍的,所以对于耄耋之年的人来说,能做出如此系统地梳理和研究,已大超寻常人之所为;何况是面对如此具有学术高度和广度的专题研究,这种愈老弥壮恰应古人之谓:“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之叹。
       在《中国民间剪纸史》再版十周年之际,我们再次以本土文化复兴和中国文化自信重构的立场回溯这一专题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我们会更加体悟到,王伯敏先生正是以其宏大的美术史视野和深厚专业学养之功力,对这一民间性超强的艺术形态所做的工作定将为后续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
       对此,王伯敏先生已曾有诗句预判在先: 
 
剪纸史,
上下五千年。
原生态,新剪样,
按章分纲目,
逐节论沉浮,
稿付梓,砚磨穿,奏铜琶,歌无前。
金刀巧剪曾兼兼,史记行间春常在。
 
      沿着王老的诗句瞻望,我们发现,如何彰显和创造并创新剪纸艺术的新境界,已昭然成为当下亟待关注并解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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